黎光霽

黎光霽(1904～1972)，又名黎琴南，也作晴嵐。1904年出生于寧羌州城北一官吏名仕家庭。少年隨父到福建寧化讀小學。1917年到上海，先后就讀于中華工業專門學校附中、復旦公學預科和文學系。

五四運動前后，同進步學生組織文學研究社、中華學社、勵志會等進步社團，參與陜西旅滬學生會的領導和進步刊物《秦鐸》的編輯工作，宣傳新思想、新文化；1922年冬，在護送亡母靈柩返回故里期間，在當地青年中傳播革命思想。動員青年開展反對地主劣紳和反動政府的斗爭，鼓勵王述績、劉甲三、周奮揚、傅興周等人到西安、上海求學，開闊視野，增長知識，走革命救國的道路。聞知豪紳、縣府勾結侵吞地方賑濟款項，便聯合金克紹、金克善、王述維、王懷治等4人聯名控告5名劣紳，開展了轟動全縣的反劣紳斗爭。進步學生大鬧縣府，在光霽等人的揭露下，各地群眾反抗的情緒更加高昂，拒絕納糧、交款、支夫，并趕走各區催收糧款的承辦員和抓夫的差人、團丁。縣知事李世英見事態越鬧越大，便會同視察員一道設計陷害光霽等人。并以“妨害公務”“侮辱長官”罪判黎光霽4年刑緩期執行，為防當局再行報復，黎光霽1923年出走西安，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雷晉笙、呂佑乾創建團的外圍組織西北晨鐘社，出版《西北晨鐘》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陜西，他和雷晉笙、呂佑乾等在西安發起成立反帝愛國組織，先后任省各界雪恥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省學生雪恥會主席、省工商學聯合會主席等職，主編《雪恥》《沸血》等刊物，組織學生和文藝界在西安開展反帝宣傳活動，并組織共青團員和進步青年分13路赴省內50多個縣，揭露帝國主義在華的罪行和軍閥禍國殃民的罪行。

1926年在反對劉鎮華圍困西安的斗爭中，同雷晉笙、王授金等發起召開西安“五九”雪恥大會和西安各界“五卅”一周年紀念會，組織學生宣傳隊演街頭戲，印刷宣傳材料，動員群眾支援楊虎城、李虎臣守衛西安城；協助黨團西安地方執委會開辦暑期學校，為革命培養了大批骨干。同年秋，黎加入中國共產黨。

西安城解圍后，黎先后任《陜西國民日報》編輯、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政治宣傳團主任，還當選為國民黨西安市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部長。

1927年5月，擔任由軍政黨群等單位37人組成的西安各界慰勞宣傳團團長兼中共黨團書記，赴河南慰勞北伐軍將士。

6月中下旬，得知馮玉祥與汪精衛、蔣介石在鄭州、徐州會談內容，當即召集宣傳團黨團會議，決定多數成員先回陜西，向中共陜甘區執委會通報馮玉祥附蔣反共情況，建議盡快采取應變措施；他自己帶九名成員前往武漢，向中共中央匯報。

隨后，中共中央派他去河南，任中共開封市委書記，1928年2月調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猛攻》雜志編委會主任，同時兼任中共豫中特委書記。同年三四月間，黨團河南省委遭敵嚴重破壞，活動中斷。5月7日，黎聞訊返回開封，召開黨團聯席會議，組成中共河南臨時省委，黎任書記。5月25日，中共中央批準新的中共河南省委組成，張景曾任書記，黎改任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這期間，他根據中共河南省委決定，到確山、信陽、汝南、商城、固始等地組織農民暴動，由于準備工作不充分和政策過左等原因，各地暴動相繼失敗。

1929年3月，光霽受中央派遣，赴蘇聯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前身即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農業經濟。在校期間，任班上黨支部書記。1930年轉入列寧學院學習，之后，離開蘇聯去德國考察實習，在蘇期間，曾因涉嫌加入“聯共反對派——托派”，被蘇共逮捕并判刑1年。1931年回國回到上海，，但因托派問題被黨中央拒接組織關系。從此黎光霽便脫離了中共黨組織。因黎光霽作為曾經擔任過黨內較高職務，受黨的培養和教育多年的愛國知識分子，憑著自己的愛國熱情和良知，后來仍然做了大量有益于民族、有利于人民的事。1933年夏，黎光霽在北京被何應欽逮捕，后經楊虎城將軍保釋出獄回到西安。在西安創辦中學并自任校長，利用學校進行愛國主義宣傳。抗戰時期，他是“左翼作家聯盟”陜西負責人，經常發表進步文章，宣傳無產階級文藝思想，抨擊時政。1940年初，他回到闊別18年的故鄉寧羌，參與縣“經濟調查團”，踏遍寧強的山山水水，調查了各種自然資源，經濟人文，編撰成書《寧強縣經濟調查報告》，為寧強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1942年9月，任寧強縣立中學（今寧強一中）建校委員會主任委員。當時正值抗戰最艱難階段，資金相當困難，他四處奔走籌集資金，并將自己老墳地里的百年大樹捐出作為校禮堂大梁，深得民眾稱頌。還興辦實業，組建“嶓冢制革廠”、“昌寧造紙廠”。

1944年11月，黎光霽以其才德人望被指定任寧強縣臨時參議會參議長。在負責漢中飛機場寧強承修部分還給地方節余錢折合黃金500兩，在縣城玉帶河上修建五孔石橋1座，掘井數口，并開設了寧強旅外學生補助費、資學金等項目。他在任期內，為興修水利，減免向民工攤派的地方款和保護寧強中學師生免遭國民黨十八醫院傷兵迫害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深受當地民眾的依賴和擁護。1946年春，因在省城報端揭露寧強縣選舉舞弊丑聞，遭通緝，遂被迫南下去香港，擔任達德學院等校教授。1947年又返回內地，先后任西京圖書館編纂、漢口豐成貿易公司顧問、海南大學教授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黎到北京，經過華北革命大學短期學習，于1951年4月分配到西北農學院農經系任教授，主講中國農業經濟史、計劃經濟、蘇聯農業建設等課程；不久又兼任圖書館館長。

1952年4月，他因托派問題被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逮捕。1954年8月，由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以“反革命案”判刑八年。1957年假釋。“文化大革命”中住長沙養病，多次受到揪斗。1972年9月病危住院，手術后因突發心肌梗塞，9月9日逝世。1987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撤銷1954年判決，為其恢復名譽。